千年龙门：科举的光与影

公元796年，四十六岁的孟郊第三次赴考，终于中了进士，狂喜之下写道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^[1]。一个半生潦倒的读书人，为何会因为一场考试而欣喜若狂？因为在那个年代，这几乎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：科举。它既是寒门向上的龙门，也是思想自缚的牢笼。

从隋大业元年（605年）始设进士科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废止，科举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。要看清它的分量，先看它之前怎样选官：先秦行“世卿世禄”，做官凭血缘，平民再有才学也难入庙堂；汉代改行察举制^[2]，由地方“举孝廉”，可推荐权握在世家手里，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举孝廉，父别居”成了笑谈；魏晋又设九品中正制^[3]，结果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，门第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上限。

隋朝的变革，正是在这门第森严的天地里劈开一道缝：用一场“考试”取代一纸“推荐”，把选官的权柄从士族收归朝廷。从此，寒门第一次有了凭本事翻身的路。这条路有多窄？唐代进士每年不过录取三十人左右，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；可它又有多亮：范仲淹^[4]幼年丧父、家境贫寒，曾“划粥断齑”苦读，终于高中进士、官至参知政事，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；欧阳修^[5]四岁丧父，母亲以芦荻在沙上画字教他识字，后来同样金榜题名，成为一代文坛领袖。若没有科举，这两个寒门孤儿，几乎不可能走到庙堂之上。

宋代把这架机器越铸越精：推行“糊名”“誊录”^[6]，密封姓名、誊抄考卷，“取士不问家世”。最高一级的殿试^[7]由皇帝亲自主持、钦定名次，头三名便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能“连中三元”^[8]者，一千三百年间寥寥可数。状元也未必只是书生：南宋的文天祥^[9]二十一岁高中状元，后来兵败被俘，写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慷慨殉国。

那么，这场考试究竟考什么？答案是儒家经典。汉代立“五经”^[11]（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）为官学；到了南宋，大儒朱熹^[12]又从《礼记》中抽出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为“四书”，并作《四书章句集注》逐字注解。从元代延祐年间（1315年）恢复科举起，朝廷明定：考试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答案。从此，读书人不仅要背熟原文，更要按朱熹的解释作答：“代圣人立言”，不容自己另出新意。一部《四书集注》，就这样统治了此后六百年读书人的头脑。

然而，龙门的另一面是牢笼。明清两代把这套推向极致：考试内容死锁在四书五经，文体定为八股文^[10]：全文须分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八个部分，其中四“股”还要两两对仗工整；题目出自经书，立意必须合乎朱注，连语气都要模仿圣人。读书人皓首穷经，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，经书以外的学问一概被视为“杂学”；连清初也曾批评八股“空疏无用，实于政事无涉”。当考试成了唯一的出路，思想便成了多余的负担。1905年9月2日，清廷一纸诏书废了科举，兴办学堂，千年制度，戛然而止。

可它真的结束了吗？科举废了，“考试改变命运”的文化基因却流进了我们的血脉：高考、HSC，乃至你今天上午刚刚伏案写下的 Task 2，哪一个不是那道龙门遥远的回声？我们一边痛恨它的压迫，一边依赖它的公平。这，正是科举留给一千三百年后的我们，最深的矛盾，也是最难的功课。

（至于被这架机器碾碎的人，发疯的范进、潦倒的孔乙己，我们下个单元再读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