议题 4.2：课前阅读练习册

1915年秋天，上海法租界的一间小小印刷所里，一本名叫《新青年》的杂志悄然问世。创办者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向全国青年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：要做“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”青年，要做“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”青年。那个时候，恐怕没有人想到，这本薄薄的杂志，将在未来几年内引发一场席卷整个中国的思想革命。

那时的中国，虽然已经推翻了皇帝，建立了中华民国，但社会的根基并没有真正改变。在城镇的大街小巷，人们依然严格遵守着“三纲五常”的旧礼教；在乡村的宗族祠堂里，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依然主宰着年轻人的命运。更令人窒息的是，新任的大总统袁世凯居然妄想恢复帝制，还大力推行“尊孔读经”，企图用封建思想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。

正是在这样令人“窒闷”的时代背景下，陈独秀高高举起了两面大旗：一面叫“德先生”，民主，另一面叫“赛先生”，科学。他认为，中国之所以落后，不仅仅是因为技术不如人，更根本的原因是思想被封建礼教牢牢地束缚着。要救中国，必须先从思想上来一场彻底的革命。

紧随其后的是文学领域的革新。1917年，年轻的学者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：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。他大胆提出：应当废弃那些只有少数读书人才能看懂的文言文，改用老百姓日常说话使用的白话文来写作。这个主张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！因为在那个年代，能够用文言文写出漂亮文章，是读书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胡适要废弃文言文，等于在向整个士大夫阶层的传统宣战。

鲁迅，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，则用他那支锋利如刀的笔，无情地揭露了旧社会吃人的本质。在他的笔下，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的“仁义道德”，背后隐藏的却是对人性的压迫和扼杀。他的声音如同惊雷，震醒了无数在黑暗中沉睡的青年。

这些新思想通过《新青年》等杂志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。在北京大学，在南京的学堂里，在上海的书店中，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些“窗外的光明”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接触到“自由”“平等”“个人权利”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。那种兴奋和激动的心情，正如后来冯至在《那时》中所写的那样：“那时象离开马棚的小马，第一次望见平原”。

当然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变革。在许多家庭中，父亲坚决反对儿子阅读那些“离经叛道”的新书；在乡下的宗族中，读了新书的年轻人被长辈们视为“数典忘祖”的叛逆。但这些年轻人已经“醒了”，他们再也不愿意回到那扇“阴暗的门窗”后面去了。

1918年11月，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。整个世界都在庆祝和平的到来，而在遥远的东方，中国也沉浸在喜悦之中，因为中国是“战胜国”的一员。虽然中国并没有派出大规模军队参战，但十四万华工远赴欧洲，在战场后方修建铁路、挖掘战壕，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1919年初，一场决定世界新秩序的国际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。这就是著名的“巴黎和会”。中国政府怀着极大的期望，派出了由外交官顾维钧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巴黎。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合情合理的要求：收回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强占的一切权益：包括青岛港口、胶济铁路以及相关的矿产开采权。中国代表团的理由非常充分：既然德国已经战败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理应收回被战败国非法侵占的领土。

顾维钧在和会上慷慨陈词：“山东是中国的领土，是孔子的故乡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。中国绝不能放弃山东，就如同基督教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。”他的演讲引起了会场的关注，连法国总理都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外交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然而，理想终究敌不过现实中的强权政治。和会被英国、法国、美国等“三巨头”牢牢把控。日本代表向和会出示了其在战争期间与英国、法国签订的秘密协定：在这些暗箱操作的条约中，列强们早已私下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交给日本，以换取日本在战争中的合作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日本还拿出了1915年中国被迫签署的“二十一条”，以此作为其“合法”继承山东权益的依据。

消息传到国内，举国上下群情激愤。报纸上铺天盖地地刊登着巴黎传来的屈辱消息。“公理战胜强权”：这曾是战后中国知识分子最美好的信念，如今被现实击得粉碎。人们这才痛苦地意识到：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，所谓的“公理”和“正义”不过是强国用来粉饰太平的漂亮词汇。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，即使站在“正义”的一方，也无法保护自己最基本的权益。

北京大学的校园里，学生们传阅着从巴黎发回的电报，愤怒的情绪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。一位学生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被骗了！那些关于公理、正义的承诺，不过是一纸空文。如果连我们自己的土地都保不住，那么我们所追求的'民主'与'科学'又有什么意义？”

多年以后，冯至在他的诗中回忆道：“那时谁也不会想，在前途有无限的艰难。”是的，在1919年初，那些满怀理想主义的中国青年们，还完全无法预见即将到来的风暴：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运动，正在酝酿之中。

1919年5月4日，星期天，北京的天空一片晴朗。

这天上午，北京十三所大学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。他们手举白布横幅，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：“外争主权，内除国贼！”“废除二十一条！”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！”这些年轻的面庞上写满了愤怒：前一天，巴黎传来的消息彻底打碎了他们最后的幻想：西方列强不仅没有主持“公理”，反而要将中国的山东拱手让给日本。

北京大学的学生罗家伦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连夜写下了《北京学界全体宣言》。宣言中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：“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，但绝不可以断送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，但绝不可以低头！”这些话语如同火焰，瞬间点燃了所有人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。

学生们高呼着口号，从天安门出发，浩浩荡荡地向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区进发。他们要向外国公使们递交请愿书，要求各国主持公道。然而，使馆区的大门紧闭，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使馆愿意接见这些愤怒的中国学生。这个冷漠的回应，再一次证实了巴黎和会上的残酷现实：在强权面前，弱国的呐喊不过是微风中的一声叹息。

被使馆区拒之门外的学生们更加愤怒了。一些学生冲向了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住宅：赵家楼。他们闯入大门，将这座豪华宅邸中的家具砸得粉碎。隐藏在曹汝霖家中的另一名亲日派外交官章宗祥被学生们拦住，遭到了痛打。“赵家楼事件”虽然引发了争议，但也将五四运动推向了全国的视野。

北洋政府的反应是镇压。大批军警出动，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。然而，逮捕不但没有吓退学生，反而激起了更大范围的抗议浪潮。消息传到上海、天津、武汉、广州，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声援。更重要的是，上海的工人阶级史无前例地发动了大规模罢工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。商人们也关上了店铺的大门，加入了罢市的行列。一场由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，迅速演变成了工人、商人、市民共同参与的全国性浪潮。

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，北洋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：释放被捕学生，罢免了曹汝霖、章宗祥等亲日派官员。最终，中国代表团拒绝在《凡尔赛条约》上签字：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次向列强说“不”。

五四运动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一次外交抗争。它标志着中国青年的彻底觉醒，正如冯至后来写的那样：“那时觉得既然醒了，就不该关着阴暗的门窗。”那些走上街头的年轻人，不仅仅是在抗议一个不公正的国际条约，他们是在向整个旧世界宣战。他们要求的不只是收回山东，更是一个全新的中国：一个拥有民主、科学、自由和尊严的中国。

然而，冯至的诗也告诉我们，“那时谁也不会想，在前途有无限的艰难”。五四之后的二十多年里，这些满怀理想的青年们将经历国共分裂、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和内战的“歧途与分手”与“死亡与杀戮”。觉醒只是开始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