议题 4.2：课前阅读练习册（二）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的枪声撕裂了北平的夜空。日本军队全面侵华战争爆发，古都北平很快沦陷。在战火纷飞之中，中国最顶尖的三所大学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，面临着一个生死抉择：是留在沦陷区忍受屈辱，还是踏上流亡之路，在战火的缝隙中延续中华文化的命脉？

答案是坚决的：走！三所大学决定向中国的西南方向转移，在远离前线的地方继续办学。这场迁徙后来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壮烈的“万里长征”：师生们背着书箱、抱着仪器，从北方一路辗转南下。他们先到长沙，建立了临时的“长沙临时大学”。然而战火很快追赶上来，长沙也不再安全。1938年，他们不得不再次迁移，最终在云南昆明落脚，正式成立了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。

昆明的办学条件极其艰苦。校舍不过是一些铁皮屋顶的简陋平房，一下雨，雨点打在铁皮上，叮叮当当，老师的声音完全被淹没。据说有一次物理学教授上课时雨声太大，他干脆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：“停课赏雨”。这个故事虽然带着几分幽默，却道出了联大师生在困境中那份从容不迫的风骨。

物质条件的匮乏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。教授们的工资因为通货膨胀几乎不值钱，许多著名学者不得不靠卖字、刻印章、甚至摆地摊来维持生计。学生们更是节衣缩食，常常饥一顿饱一顿。闻一多先生为了养家糊口，开始替人刻印章挣钱。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也做起了糕点，拿到昆明的街头叫卖。但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，联大人始终坚持一个信念：国家的希望在教育，教育不能因为战争而中断。

就是在这样简陋的铁皮屋下，西南联大培养出了一批改变中国、甚至影响世界的杰出人才。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；数学家华罗庚在联大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；“两弹一星”功勋科学家邓稼先也是联大的学生。在人文领域，闻一多、朱自清、沈从文、钱钟书等文学巨匠在联大的讲台上传道授业。冯至，我们正在学习的《那时》的作者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。

更令人敬佩的是联大师生在精神层面的坚守。在敌机轰炸的间隙，教授们依然认真备课；在防空洞里，学生们借着微弱的灯光继续读书。联大的校训是“刚毅坚卓”，这四个字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，而是每一个联大人用实际行动践行的生命态度。他们用知识对抗暴力，用文化抵御侵略，用坚持守护着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1946年，抗战胜利后，三所大学各自回到了北方。西南联大的校门永远关闭了，但它在八年间播下的种子，已经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。联大的故事告诉我们：真正的大学，不在于有多么宏伟的建筑，而在于有一群甘愿为真理和文化牺牲一切的人。

西南联大的校歌采用的是宋代岳飞《满江红》的词牌：这个选择本身就充满象征意义。岳飞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，他的《满江红·怒发冲冠》表达的正是“精忠报国”的壮志。联大选用同一词牌来写校歌，显然是要将联大的精神与岳飞的爱国传统相连接。

校歌的上阙叙事，下阙抒情。上阙用“万里长征”开篇，将联大从北平到长沙、再到昆明的迁徙比作一场漫长的征途。“辞却了五朝宫阙”：离开了那座承载着五个朝代辉煌的古都，语气中有多少不舍与悲壮！“暂驻足衡山湘水，又成离别”：还没来得及安顿，就又被迫再次踏上流亡之路。短短两句，将战时师生的颠沛流离写得令人动容。

“绝徼移栽桢干质”这句尤其精妙。它用“移栽”这个园艺术语来比喻大学的迁移：就像把一棵珍贵的大树连根拔起，移植到遥远的边疆。这棵“树”就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学术传统。紧接着的“九州遍洒黎元血”则将镜头从校园拉向整个战场：当联大师生在昆明苦读时，全国的百姓正在战火中流血牺牲。教育与牺牲、书声与炮声，在这首歌中形成了令人震撼的对比。

下阙的情感更加激昂。“千秋耻，终当雪。中兴业，须人杰。”：千百年来的耻辱终有一天要洗刷，复兴大业需要杰出的人才。这里不只是在说抗战，更是在回望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种种屈辱，包括我们在阅读（一）课前阅读中了解到的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。“便一城三户，壮怀难折”引用了秦末楚国的典故：即使只剩下最后几户人家，推翻暴政的壮志也不会屈服。这种“绝不投降”的决心，正是联大精神的核心。

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校歌与冯至《那时》之间的深层呼应。两者都在回望一个充满苦难与理想的时代，都在表达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危亡时的复杂情感。校歌中的“万里长征”与《那时》中“那时大家跳出窒闷的家庭”一样，都描绘了一种被迫出走、寻找新路的经历。校歌中的“多难殷忧新国运”与《那时》中“在前途有无限的艰难”遥相呼应：两位作者都清醒地意识到，觉醒之后等待着的并非一片坦途，而是漫长而艰辛的跋涉。

然而，两者的语调有着微妙的差别。校歌写于战争之中，带着一种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激昂与豪迈；而《那时》写于战后，冯至以回忆的口吻重新审视那段岁月，语调中多了一份沉思和感慨。这种“当时”与“事后”的视角差异，恰恰是阅读（二）课堂上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。

1947年，四十二岁的冯至坐在书桌前，写下了一首名为《那时》的诗。这一年距离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。一个中年诗人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望二十八年前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？要理解这首诗，我们必须先走进冯至的人生。

冯至，原名冯承植，1905年出生于河北涿州的一个读书人家庭。他的童年恰好与中国最动荡的时代重叠：他十岁时，陈独秀创办了《新青年》；他十四岁时，五四运动爆发。1921年，十六岁的冯至考入北京大学德语系，正式踏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圈子。在北大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诗、新小说、西方哲学，感受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思想解放的狂喜。

年轻的冯至很快崭露头角。1920年代中期，他发表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抒情诗，被鲁迅誉为“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”。那时的他，正如他后来在《那时》中所写的那样，“象离开马棚的小马，第一次望见平原”，满眼都是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

然而，命运给这一代知识分子安排的并非一条坦途。1930年代，冯至留学德国，在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研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。正当他沉浸在学术的世界里时，祖国传来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：九一八事变，日本侵占东北；一二八事变，上海遭到轰炸。远在异国的冯至，感受到了“那时谁也不会想，在前途有无限的艰难”这句诗中所蕴含的痛楚。

1935年，冯至学成回国。仅仅两年后，全面抗战爆发。冯至随同大批知识分子来到了昆明，在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任教。在联大的八年，是冯至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期。战争的残酷、流亡的艰辛、同胞的牺牲，让这位曾经充满浪漫情怀的抒情诗人变得更加深沉和内省。1941年，他创作了中国新诗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《十四行集》：二十七首十四行诗，用西方的诗歌形式装载了东方哲学的沉思。

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，中国并没有迎来人们期盼已久的和平。国共内战全面爆发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。知识分子们在抗战中燃起的希望，又一次被现实击碎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，冯至写下了《那时》。

我们可以想象，当他在1947年的某个夜晚写下“那时”这两个字时，他的脑海中浮现的是怎样的画面：1919年那些在天安门前高呼口号的年轻面孔，联大校园里衣衫褴褛却目光坚定的学生们，战争中牺牲的朋友和同事，以及：二十八年后依然看不到尽头的苦难与动荡。“那时”不只是一个时间状语，它是一声长叹，是对一整个时代的回望与追问：我们当初的觉醒、我们的理想、我们付出的一切：值得吗？

《那时》中反复出现的“那时”，每一次重复都像是记忆中的一个回响。第一个“那时”带着新奇和兴奋，最后一个“那时”则笼罩着沉重和感慨。从“望见平原”到“无限的艰难”，这首诗浓缩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从觉醒到幻灭、从理想到现实的全部心路历程。它不仅仅是冯至个人的回忆，更是一整代人的集体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