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九年，阿树九岁。仗终于打完了。村外的石桥被炸成两截。田里没人种地，野草比人高。晚上村里黑漆漆的，供电设施早就毁了。
阿爹挑柴去镇上卖，带回一大捆钞票。他叹了一口气，那捆钞票只换回一小包盐。早上还能买一升米的钱，到了晚上只够买半升。
后来，镇上的银行换了牌子，门口站着新来的人。市面上发了新钱。阿爹再去买盐，一大捆变成了几张。这几张纸，隔了一个月，还是买得起那包盐。田里的野草被一块块清掉，石桥也重新搭上了木板。
一九五〇年，阿树十岁。村里发生一件大事。
地主家的田地，分给了村里的穷人。分地那天，打谷场上挤满了人。村长念到阿爹的名字。阿爹走上前，双手发抖。
他领回一张薄薄的纸。那是地契，写着阿爹的名字。
回到家，阿爹找出一块红布。他把地契包起来，塞进土墙缝里，用泥巴糊好。阿爹打了一把新锄头，摸着锄头对阿树说：“以后这是咱们自己的地了。”阿爹每天天不亮就下地，月亮出来才回家。
一九五二年，阿树十二岁。那是个丰年。
秋天，田里的麦穗沉甸甸的。
除夕夜，阿树家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。灶台上的铁锅冒着热气。阿妈煮了一锅白米饭，桌子中间放着一碗红烧肉。
阿爹倒了一杯酒说：“粮仓满了，心里就踏实了。”阿树和弟弟穿上新棉袄，暖烘烘的。一家人觉得好日子刚刚开始。
一九五三年，阿树十三岁。堂哥去了城里。
堂哥写信回来说，城里在盖大工厂。厂里来了不少苏联人，图纸上的字他一个也认不得。高炉日夜不停地烧，出来的钢一车一车往外拉。
堂哥成了城里的亲戚。他在炼钢厂上班，村里得找个念过书的人来读他的信。信里说，厂里分了房，一间屋带一扇玻璃窗。看病不花钱，孩子上学也不花钱。街上天天能碰见刚从乡下来的人，各处的口音都有。
可是堂哥也有烦心事。他想回村看阿爹，得先请厂里开一张条子，条子一直没批下来。他看上了纺织厂的一个姑娘，想结婚，也得先交报告等厂里点头。生孩子、分房子，样样都要听厂里安排。
一九五五年，阿树十五岁。村里的风向变了。
上面传下话，以后地不能自己种了。土地、耕牛、犁耙，都要归到公家名下，全村一起下地。
交牛交犁的前一天晚上，阿爹坐在院子里。秋天的虫子在墙角叫。阿爹一句话不说，手里拿着旱烟袋，抽了一口又一口。
第二天早上，阿爹抠开泥巴拿出红布。他把地契看了很久。看完，他又用红布包好，塞回墙缝里，抓一把湿泥重新糊上。然后他牵着老黄牛，扛着铁犁，走到打谷场，把牛和犁交给了村长。地也归了公家。那张纸还在墙里，可是它不管用了。
村口大树上挂起了一口大钟。
每天早上钟声准时敲响。听到钟声，全村人拿着工具去地里集合，排着队一起干活。村长拿着记工的本子。干一天活，就在本子上记下工分。阿爹干活卖力，一天记十个工分。阿树长大了，一天记六个工分。到了年底，按本子上的工分分粮食。
一九五六年秋天，到了收割季节。
打谷场上堆满了粮食。可是阿爹看着粮食，眉头皱了起来。
城里的厂子越开越多，进城的人一年比一年多。那么多人在城里炼钢，每天都要吃饭。
没几天，公家的马车开进村子。村长指挥大家，把一袋袋粮食搬上车。粮食按定好的价钱卖给公家，一车一车往城里拉。
阿树看着马车走远。留在村里的粮食变少了。阿爹抽着旱烟说：“国家要炼钢，咱们只能少吃点。”那年冬天，家里的稀饭越来越清。
一九五七年冬天，风刮得很冷。阿树十七岁了。
村里的电线杆上，新装了一个大喇叭。
一天傍晚，喇叭里突然响起刺耳的声音。接着，村长的声音传了出来。声音很大，震得树上的雪都掉下来了。
“乡亲们，明年咱们要大干一场！”喇叭里喊着，“明天一早，大家都把铁锄头交上来。还有各家各户厨房里的铁锅，全都交到打谷场来！”
阿树站在院子里愣住了。阿爹慢慢转过头，看着自家的灶台。
灶台上的铁锅还带着晚饭的余温。明天，这口锅就要没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