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又变了。村里开始有人说，地可能要包到各家各户去。
阿树这时三十八岁。儿子小满十二岁。
一九七八年的冬天特别冷。北风吹得窗户纸哗哗响。一天夜里，村长把村里的男人们都叫到了牛棚里。牛棚里没有牛，只有一盏冒着黑烟的煤油灯。灯光很暗，照着男人们长满老茧的脸。
村长站在灯下。他拿出一张大白纸。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字。村长搓了搓冻僵的手。他说，上面有新说法了。我们要分地。按家里的男丁人头分。你们在这张纸上按手印。
牛棚里很安静。只能听见风吹草房屋顶的声音。没有人敢第一个上前。
村长接着说，以后你们各家种各家的地。秋天打下粮食，你们按数交够国家粮站的。剩下的粮食，全是你们自己的。
阿树站在角落里。他走出来问：“那地算我们自家的了吗？可以买卖吗？”
村长摇头。他说：“地还是集体的，变的是收成怎么分。”
阿树咬破了右手的大拇指。他在白纸上按下一个红手印。其他男人看着阿树，也走上来，一个接一个按了手印。白纸上开满了红色的印子。
第二年秋天，麦子熟了。田野里一片金黄。麦穗很重，把麦秆压弯了。风一吹，麦浪翻滚着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
阿树和阿妈不敢回家睡觉。他们带着草席，睡在田埂上。他们守着自家的麦子。天一亮，他们就拿起镰刀割麦子。汗水湿透了他们的粗布衣服。
他们打出了一大堆麦粒。他们把麦粒装满了好几个大麻袋。阿树借来一辆木板车。他把麻袋搬上车。木板车的轮子在土路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。他推着木板车去了镇上。他把国家的份额交进粮站。
他把剩下的一大袋麦子推回家。那天晚上，阿妈生起火。她煮了一大锅白米饭。米饭很稠，冒着热气。阿树把筷子插进碗里。筷子直直地立着，没有倒。小满一口气吃了三大碗，肚皮鼓鼓的。
家里还有多余的粮食。阿树把粮食装进两个大竹筐。他用扁担挑着竹筐，去了集市。集市上人很多。有人拿出现金，买走了阿树的粮食。阿树把几张纸币叠好，紧紧地塞进贴身的口袋里。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卖粮食换钱。
一九八二年，堂哥从城里回村来看阿爹。他穿着蓝色的工人服。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。他现在每个月拿三十五元工资。
堂哥坐在院子里喝茶。他端着一个印着红星的搪瓷茶缸。他说，城里的国营工厂也变了。他们厂里炼钢。国家给他们定了一个任务数。交够了国家的任务，工厂还能多炼一些钢。多出来的钢，工厂可以自己拿去卖。卖给国家的钢是一个价钱。自己拿去卖的钢，价钱高得多。工厂靠这个赚了钱。
堂哥喝了一口茶。他又压低声音说：“不过现在风声紧。城里抓做小买卖的人。隔壁村有个卖鸡蛋的，吓得好几天不敢出门。大家都怕政策又变回去。可是也有胆大的人。听说东边有个叫义乌的地方，很多人在家里开小作坊。他们前面开店，后面做小商品。那里的人靠卖小东西，一年能往口袋里装八十八块钱。”
阿树也赚了钱。他带着钱去了一趟县城。他走进供销社。他买回一辆黑色的自行车。他又买回一台缝纫机。
小满围着自行车转。他用手按自行车的铃铛。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黑色的车漆在太阳下发亮。阿妈坐在缝纫机前。她踩着踏板，机器发出哒哒哒的声音。她给小满做了一件新衬衫。
小满长大了。一九八四年，他十八岁。他收拾了一个绿色的帆布包。包里装着两件旧衣服和几个干馒头。他坐上绿皮火车，去了南边的海边。火车开了两天两夜。那里划出了一块新地方。
小满给家里写信。信纸上带着海风的咸味。他说，这里有很多新工厂。外国老板把裁缝机器运过来。外国老板把布料运过来。我们出土地。我们出人。我们用他们的机器做衣服。做好了衣服，外国人再拿去卖。我们只赚一点加工费。
他在信里还说，城里有个大工厂，厂长把做坏了的电冰箱全砸了。以前只要是个东西就能卖出去，现在大家开始挑剔质量了。
小满在制衣厂上班。厂房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。他每天踩十二个小时的缝纫机。工厂管饭。他每个月去一趟邮局，往家里寄钱。
天气越来越热。这是一九八九年的夏天。阿树四十九岁。小满二十三岁。
阿树坐在院子的树荫下。他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收音机。收音机里传出北京的声音。
四月的时候，一位以前的大官去世了。北京的学生走到广场上。他们坐在那里。他们举着白色的布条。收音机里说，学生们嫌现在买东西太贵了。钱越来越不值钱。学生们说，有的当官的贪钱。他们要政府出来答话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五月二十日，收音机里说，北京戒严了。
六月四日的早上，阿树又打开收音机。收音机里说，半夜里，当兵的开着车进了北京。当兵的把广场上的人赶走了。收音机里说：“这是一场动乱。”
阿树关掉收音机。院子里很安静。树上的知了也不叫了。村里人都不说话。
堂哥从城里回来。他皱着眉头。他说，城里人也害怕。大家都在猜，以后还能不能自己做买卖。工厂里的机器转得慢了。
一九九一年，堂哥又回了村。这一次，他背着一个大包袱。他的头发全白了。
城里的炼钢厂关门了。大铁门上挂着生锈的锁。墙上贴着一张白纸黑字的通告。通告上说工厂停产了。堂哥没有工作了。
堂哥坐在阿树家的门槛上。他抽着旱烟。他的手背上全是黑色的煤灰洗不掉的印子。他说，我干了半辈子炼钢。我只会看炉子。我没有力气去工地搬砖。我也不懂怎么去街上卖东西。我不知道明天该吃什么。
村里人看着他。很多人像堂哥一样，突然就没了工厂的饭碗。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劝。
一九九二年的春天，风又暖和了。收音机里传出新的消息。
一个老头坐着火车去了南方。他在南方说了话。他说，不发展经济，不改善生活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他说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行。
村子里又热闹起来。村长在村口盖了一间大棚。他买来两台旧机器。村里开起了塑料厂。他们把废旧塑料烧化，做成红色的塑料盆。塑料盆堆在村口，等着大卡车拉走。空气里全是塑料烧焦的味道。
小满从南方回来了。他穿着皮鞋。他带回一台彩色电视机。村里人都挤到阿树家的院子里看电视。电视里的人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。
九十年代末，阿树去镇上买肉。他看中了一块肥猪肉。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粮票和肉票。
卖肉的人摆摆手。他拿刀切下一大块肉，扔在秤盘上。他说：“现在买东西不用票了。你有钱，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。”阿树把粮票收回口袋。他看着街上满满的货物，心里觉得很踏实。
阿爹很老了。他坐在石阶上。他看着村口新盖的两层砖房。
阿树走进里屋。他走到那堵老泥墙前。这堵墙是很多年前阿爹亲手垒的。他在墙缝里摸了很久。他摸出一个小红布包。布包上全是黑色的灰尘。
他走到院子里。他叫来小满。他打开红布。里面是一张老地契。那是很多年前，家里第一次分到地的时候发的。
纸已经很黄了。边缘碎成了小块。上面的毛笔字有些模糊。阿树把这张黄纸放在小满的手心里。